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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前把日本打入地獄的金融貨幣戰爭

2011 年 03 月 10 日 發表留言 Go to comments

  引言
  中國歷史上辛丑條約賠償4.5億兩,馬關條約賠償2.3億兩,其他只是幾千萬兩,所有的賠款加起來也沒有和紳一個人的家產多,怎麼就會讓中國從上千年的財富積累下來的世界第一富國變成了乞丐?
  二戰中我們能夠戰勝日本進行持久戰,實際上日本佔據了中國幾乎所有的富裕地區,東北的工業超過日本本土,而上海、南京、廣州、京津、武漢等等也被日本控制,日本佔據中國90%以上甚至95%以上的資源以戰養戰的進行戰爭,為什麼是中國能夠持久?而且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王朝可以在大西南長期苟且,更不要說東山再起了。
  日本在日俄戰爭前就是英國盟國,英國提供了日本的維新後的武器,中國的武器比如北洋軍艦等等基本是德國提供的,為什麼中國最後成為英美盟國進入了勝利者的陣營?而日本卻從英美的盟國變成了對立的德國的同盟?
  對於日本佔據中國首都和國土大部分地區以後,中國當時的亡國壓力明顯,即使是不解除中國的歷史不平等條約,中國一樣也要別無選擇的與英美結盟,能夠與英美結盟已經是中國救治不得的好事,為什麼他們額外給中國利益?
  至1936年中國對外外債是20.46億海關兩白銀,各國在華投資29億兩,在華民間債權、財產、房產等70億兩(《中國近現代經濟史教程》,P34,P68),這樣的外國資產全部從白銀被置換成為了法幣資產,這些財富是中國GDP的三倍,是中國貨幣發行量的八倍,也是中國1840年以來所有的戰敗賠款的近10倍,而率先向中國交兌上億兩白銀換取法幣的是外資的銀行,不得不說是中國的一個重大歷史性勝利。這樣的巨大利益為什麼能夠取得呢?
  所有這些,都是一個沒有人公開提出來的事實,那就是在二戰前,更準確的說是中日全面開戰以前,中日之間的金融貨幣戰爭中國取得了空前的勝利,這樣的勝利把日本打入了地獄,中國清洗了日本所有的在華資產,而且在軍事戰爭過程中取得了金融控制權,這樣的金融貨幣戰爭實際上決定了中日軍事行為的成敗,這才是最高級別的廟算的勝利。
  所以中國第一知日家戴季陶說過中日必有一戰而日本必敗,因為日本為了控制中國和取得東亞經濟一體化的巨額的在華資產全部被清洗,就如當今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如果被那一個國家清洗也一定要戰鬥一樣,而沒有金融控制權的戰鬥,是必然難以持久和必定失敗的。
  
  一、 中日金融博弈的歷史背景
  A、中日維新不同的國際環境
  日本明治維新,使得日本在短期內實現了國力的飛速發展,使日本從東洋小國一躍成為列強之一,這樣的結果讓我們羡慕不已,中國近代史上的各次維新圖強也是與這樣的背景有關,但是我們的維新圖強卻是與日本有著截然不同的結果,以往的各種分析專家都熱衷於在中國內部找原因,限於簡單的制度和政策層面,內因固然很重要,但是中國與日本的外部環境也非常關鍵,尤其是在中國和日本都被列強的大炮打開了國門,都陷於列強控制的半殖民地狀態,這樣的外部列強的作用,實際上也是一個“內因”了,這裏內因和外因實際上是對立統一,二者的界限是不明確的。
  對於日本的維新,其國內是單民族的小國,國家沒有多少財富的積累,天皇被神化有絕對的權威讓國民無條件服從;中國是多民族的大國,領先世界千年,雖然已經落後於列強但是歷史財富積累世界第一,而中國人數最多的漢族的地位卻在滿、蒙、藏、回四個少數民族之後,占人口約1%的滿人佔據統治權,皇帝雖然神化但是恢復漢族統治的造反威脅不斷,這樣的兩個國家的內部條件是非常不同的,這樣的不同就是日本即使是發達了,最多也只是列強,衰落了就是邊緣荒島;而中國這樣的國家發達了是要壓列強一頭的超級大國,衰落了就是列強瓜分的大蛋糕,資源、利益、實惠巨大,這在世界上的土耳其、奧匈帝國等等就是這樣的活生生的例子。所以中國崛起讓列強擔憂,中國的衰落讓列強覬覦,而對於日本的崛起則是看看有沒有利用價值,日本的衰落可以漠視不見,由此對於中日的維新圖強,完全不是一個同樣的立場和外部環境。
  對於中國的人口和國土,當時中國的崛起會比任何一個歐洲強國大很多,所以當時1840年英國還有讓睡獅醒來的擔憂,所以對於中國的維新崛起,世界是充滿擔憂的,而且這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中國人均佔有資源如果提高一點,世界其他國家的人就會少很多,中國當時雖然為弱國,但是上千年來遠遠領先世界的物質積累,中國還是世界第一的富國和國土前三、人口第一的大國,隨時具備崛起的實力和物質基礎,冒犯這樣的國家,一朝該國崛起你不害怕嗎?而日本的崛起,對於世界的稀釋作用就沒有中國這樣大,日本也不可能成為超級大國,而且世界利用日本在東亞的強大,在東亞限制中俄兩個有條件成為世界超級大國的國家,這才是問題的關鍵,而進一步的,還可以通過日本的強大牟取大量利益。
  縱觀明治維新前夕,英國正忙於“幫助”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實現其二次鴉片戰爭的通商利益,美國正處於南北戰爭期間和戰後恢復,而法國則處於普法戰爭的前夕,隨後就陷於泥潭,這一切都給明治維新以極好的機遇。沙俄則因1856年克裏米亞戰爭敗北, 1861年侵佔對馬島又失利,元氣大傷,在60—70年代初,它在遠東的侵略對象主要是中國,對日本則沒有實際利益圖謀,可見,明治維新前夕的國際環境對日本極為有利。戊戌時期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則不同,列強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對中國的爭奪白熱化,瓜分中國和武力干涉的叫囂甚囂塵上,實際危險也嚴重存在,甲午戰後就在中國劃分了勢力範圍,而戰前日本維新快速發展的時候,中法戰爭、陝西回亂、天津教案、胡雪岩的金融危機、光緒親政的暗鬥等等中國影響經濟發展的事件和戰爭不斷。二戰以後,美國扶持日本的崛起,一樣是有美蘇爭霸,美國利用日本限制蘇聯的背景,而當今中國的快速發展,世界卻已經成為單極世界,任何能夠威脅美國世界霸權的行為都會受到打壓。
  對於日本的維新成功,背後的國際金融資本的力量是無比巨大的,日本舉債發展也是基本國策,問題的關鍵是人家憑什麼借給你這沒有資源、沒有工業、沒有償債安全保障的一窮二白的農業國家發展,人家看重你什麼?背後的目的是什麼?真正合理的解釋只有是把它當作槍使,借助它來掠奪中國這樣有資源有歷史財富積累的國家,這樣的間接漁利比自己的直接動武要高明得多,日本從維新開始就是一個列強掠奪中國的棋子,而日本的歷史智慧侍奉大國的本事也很高,就如當年的遣唐使一樣,馬上與英國打得火熱,大量的“遣英使”到英國學習了,就跟當年日本學習中國唐朝舉國穿唐服一樣,國民馬上都穿英服(西服)剃英發(短髮)了,對於東方民族服裝髮式的意義深遠,是帶有文化信仰性質的,就如中國當年的胡服騎射和改服剃發,那都是要大規模流血的;反之中國是數千年來的天朝大國一向以自己為中心,即使是在鴉片戰爭後,中國的各界也是以“重振以往的天朝神威、橫掃外夷、以雪前恥”為目標和口號,對於西方是敵視的,對於洋人是憎恨的,這樣的仇恨情況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表現得淋漓盡致,對於這樣的有經濟財富基礎的、敵視你的、只是現在沒有能力直接反抗的國家,你要是列強會怎麼辦?自己對這樣的國家萬里遠征和維持長期的軍事存在,不如在這樣的國家近鄰扶持一個強國以削弱這樣的國家的發展,使之永遠沒有與你抗衡的國力。所以日本維新被列強扶持就一點也不奇怪,而中國發展是列強一致要遏制的,因此扶持日本限制中國和通過日本掠奪中國就成為了列強和國際金融資本的核心戰略。因此日本維新的成功,外因是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沒有列強和國際金融資本的支持,日本根本沒有經濟發展的“第一桶金”,這與中國有千年的歷史財富積累是完全不同的。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伊藤博文任大藏省少輔,第一件事就是力排眾議,向英商借款100萬鎊(時值白銀約400-500萬兩),修築東京至橫濱間的鐵路。到甲午時期日本借款約5000萬兩白銀,而整個北洋艦隊的軍艦造價才2000萬兩,這樣的資本介入,對於日本開始維新時這樣的小國窮國,是沒有償還擔保的,而且日本借債的主要的投入是在軍事方面,只有戰爭才有收回的可能,而日本能夠用兵的地方傻瓜都可以看得明白,只有列強和金融資本的扶持才可能有日本當年與中國甲午戰爭的日本海軍!如果日本甲午戰爭戰敗,將是那些投資日本的國際金融資本的巨大損失,,而對於中國情況卻是另外的樣子,中國至甲午戰前,清政府共借外債45筆,折合庫平銀4626萬餘兩。這些外債戰前已基本還清,從80年代中期算起,清政府每年支付外債的本息,一般都占財政總支出的3-6%,占海關稅收的12-20%。中國是基本沒有外債不依靠國際金融資本生存的,尤其是借洋債的胡雪岩被清算以後,再也沒有什麼人來借洋債發展了,清政府的財政緊張戰前李鴻章要求撥付300萬兩的戰爭經費,實際到位只有18萬兩,所以甲午戰爭的失敗,關鍵就是經濟力量和國際金融資本的支持, 相比之下甲午戰爭中,日本募集的公債達11,680萬日元,而各國認購的公債就達到966萬4900英鎊(日元與庫平銀比價為1.4:1。〔日〕大藏大臣官房財政經濟調查課編:戰時財政經濟參考資料第一輯,《日清日露兩戰役及世界大戰に於け■我か戰時財政》。),這樣的鉅款借給日本,等於就是國際金融資本已經完全押寶日本的勝利,如果日本失敗,這些借款和債券就全部是垃圾債券甚至廢紙了,這些資本的操作實際上就決定了世界列強的態度,這些列強在中日戰爭是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的。
  甲午戰前,中國歲入約銀7,000余萬兩(《光緒朝東華錄》,光緒二十年八月。),日本歲入約1億元(〔日〕仲小路彰:《日清戰爭》,昭和十四年世界創造社版,(上)頁60。),按日元與庫平銀1.4:1的比率算(〔日〕《日清戰爭實記》,東京博文館1894—1895年版,第八編,頁77。),歲入大體與清廷持平。對於中國清朝的歷史我們民族革命需要為了貶低清朝給清朝扣上了重稅的帽子,但是我們清朝是十一稅,也就是10%的稅率(皇糧),而且由於土地數值的失真和腐敗,實際徵收率只有5%,中國的政府稅收人均只有0.15兩白銀,社會人均收入是3兩;而日本明治維新收回了武士階層的土地的登記簿,把以前農民按"四公六民"政策要分給大名的"四成"收歸政府,政府的稅收率是40%,因此才可以在政府財政上與中國持平。而中國這樣的低稅收率和龐大的歷史財富積累,讓國際金融大鱷看到了腐肉的味道,我們的低稅收率的背後是有掠奪的空間,禿鷹的大餐就要開始了,考慮到如果把稅收率從5%漲到20%(當前國際上發達國家都超過這樣的水平,中國目前約30%,就可以每年從中國掠奪一個馬關條約的賠款數額,國際金融資本和列強支持日本的背後還有要在經濟上賺取罪惡利益的考慮。
  
  B、甲午戰爭後的金融貨幣侵略
  列強扶持日本與中國進行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以後我們一般認為是日本發了橫財,但是我們沒有想到的是真正在背後暴賺的,是國際金融資本和世界列強,他們通過金融貨幣的侵略手段,謀取了超過我們想像的利益。
  中國和日本簽署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清朝向日本賠款兩億兩和臺灣島,這些巨額賠款都是向英德法俄等國銀行團借款償付的,最後總計本息高達六億兩。具體情況為:清政府為了依照條約在三年內還清賠款,1895年7月,中國政府同俄法兩國簽定了《四厘借款合同》,即“俄法借款”,全部借款4億法郎,年息四厘,分36年還清,折扣為94.125%。1896年3月,中國政府同英德兩國簽定借款合約,即“英德借款”,借款總額1600萬英鎊,年息五厘,分36年還清,九四折扣。1898年3月,中國政府再次同英德簽定借款合約,即“續英德借款”,全部借款1600萬英鎊,八三折扣,年息四厘五,分45年還清。據計算,僅上述三筆借款給中國造成的可以估計的間接損失就達40471萬兩,同時這些借款還包括了苛刻的附加條件使中國的主權進一步的喪失,有關條件如下:
  1. 償還期45年內,中國政府不得加速償還或提前一次還清,也不得變更償還方式;
  2. “此次借款未付還時,中國總理海關事物應照先進辦理之法辦理”(即海關稅務司職位一直由英國人充任);
  3. 借款擔保的範圍,除以關稅外,還有貨厘和鹽厘,赫德就趁此機會要求中立衙門將有關的各厘局交由總稅務司管轄,大大地擴大了總稅務司的權力。
  這些條件保障了利息的收取加強了對於中國收入的控制,是賠款近二倍的利息和附帶利益都被國際金融資本獲得,國際金融資本的得利超過了日本的戰爭財,而日本的戰爭所得,更多的是償還了外債給國際資本和再次向列強採購軍火,利益大部分還是流入了列強和大鱷的腰包。
  而更大的利益就是隨之展開的金融貨幣戰爭,威逼中國的白銀進行貶值,列強與日本共謀,對於1895年4月從中國得到了2.3億兩的“甲午戰爭”賠款,強迫要求中國以英鎊交付,從而使得中國必須拋售白銀來換取英鎊,兩個都使用銀子的國家,卻要使用英鎊支付,由此就可以看到列強的身影了。中國與列強協定稅則在1843年初制定的時候和在1858年修改的時候,用以計算稅率和據以繳納關稅的那種特殊銀兩——海關兩,實際上對英鎊是保持每兩六先令八便士或是三兩一鎊的確定價值,這實際上是中國白銀(庫銀)與英鎊的一個固定匯率制,要知道中國外債的還款和擔保都是海關關稅。在日本戰爭賠款的擠兌下,這樣的固定匯率制被打破了。根據1896年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曾向各國提出一個備忘錄 指出“白銀對英鎊的兌價一直不斷地貶低,以致目前,必須六至七兩才能購得英幣一鎊。”此文獻讓我們看到的是中國的白銀貶值到原來價值的一半,而列強們以海關兩繳稅又使得他們的納稅少了一半,是以海關兩為核心的中國固定匯率制的實際破產。從三兩白銀兌換一英鎊變成了六、七兩白銀兌換一英鎊,這樣的貶值是帶有資源性質的貴金屬貨幣對於依靠債券的紙幣的貶值,與當今美元的貶值的效用是相反的,是我們白銀外流、資源外流的加劇,而我們的白銀外流造成更大的貨幣通縮,中國的經濟發展被完全扼殺了。
  如此巨大的貶值必然造成中國更大的損失,立即發生的損失就是我們在馬關條約以後向列強和金融資本的借款歸還會有巨額匯兌損失,史稱為磅損,而國際金融資本對於黃金和白銀的比價操縱,以及英鎊的紙幣兌換中國的實銀,利益極其巨大。且不說這些間接金融利益,就貶值後海關的稅收和我們的貿易損失就極大,中國海關在赫德治下總稅收不斷增加,從1865年的830萬兩增加到1875年的1200萬兩,而1885年增加到1450萬兩。1887年洋貨進口突破一億海關兩。到1894年,七年間已經迅速上升到1.62億海關兩。所有這些損失加起來,絕對不是什麼2.3億兩白銀,也不是帶利息的6億兩白銀,而是十幾億到幾十億兩白銀的損失。列強和國際金融資本是賺得缽滿而歸,因此我們看中國的近代史,不要總緊盯中國各次戰敗的賠款,所有賠款加起來也沒有貪官和紳一個人的家產多,中國的損失在於金融和資源的流失,那個時候白銀就是資源!
  中國的資源流失才是中國逐步淪落成為生存艱難的貧窮國家的關鍵,這樣的外流最主要的手段也不是軍事,而是貿易、金融、貨幣,經濟手段對於中國歷史上的被掠奪是要超過軍事手段的,我們不能總盯著軍事和戰爭而忽略金融和貨幣。而這裏西方列強的經濟理論的先進是勝過西方軍事武器的先進的,我們當時根本沒有什麼經濟理論,而中國歷史上的師法西方,更多是學習他們的生產技術、軍事武器等等而不是經濟理論,我們的傳統儒學根本無法對抗西方的經濟、金融理論,對於這些經濟理論的影響我們也是沒有深刻的認識,中國當年最早的留學生基本都是學技術的而不是學經濟的,西方經濟理論對於資源的深刻認識和資源重商主義,是給他們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而歷史上這樣的利益差別和經濟侵略,中國現在還沒有深刻認識,中國的歷史學者懂得金融的沒有什麼人,否則那些特別愛論述中國失敗是中外反動派聯合絞殺的正統學者們是一定會把這一點寫進歷史教科書的。
  中國的白銀的貶值迫使中國貿易激增,主要是必需品的進口上,造成中國的嚴重入超。據統計,戰前的十年內,中國每年平均進出口總額不過二億二千六百多萬海關兩,其中進口額僅為一億二千六百多萬海關兩,出口額也只有九千九百六十多萬海關兩。甲午戰後據1898-1913年的統計,中國每年平均進出口總額就增加到六億多海關兩,出口額為二億五千一百多萬海關兩。對於中國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的需求,要對外購買的基本上都是剛性需求,我們進口的是洋貨、鴉片等剛需,進口量隨著匯率的變化不會很大的,超過2億海關兩的進口貿易額增長,基本全部是白銀貶值的效果,中國要滿足自己的剛性需求每年平白無故的多支出了2億多兩的白銀,而國外採購我們的產品,同樣的錢可以多買一倍的東西,貳億多的出口額又是可以多買你2億的物資和資源,總共加起來是有4億多兩的,也就是每年二個馬關條約賠款出來了,或者是每年一個辛丑條約賠款出來了,這相當是每個中國人每年1兩白銀,對於中國當時人均收入3兩左右的社會而言,等於是稅收率達到了33%,與清朝政府原來的5%相加,達到近40%,這裏與政府稅收不一樣的是這些損失是肉爛在鍋外,政府的稅收即使是被腐敗掉也是消耗在國內社會,是肉爛在鍋裏還被中國人所得會轉化為新財富,而資源外流則是財富轉移到其他國家,年年如此的損失,很快就把中國的歷史財富消耗殆盡,這樣的損失才是比戰爭可怕得多的,把中國從世界第一的富國寶座上打了下來,從這裏我們就可以看到西方列強和金融資本扶持日本對於中國的戰爭,借助軍事戰爭發起金融戰爭,他們金融貨幣戰爭從中國掠奪漁利的程度,中國領先世界千年所積累的財富是怎樣的外流給西方,怎樣的被列強所掠奪就可以想見了,要知道中國所有的戰爭賠款總額還趕不上當年和紳被抄家所得的9億兩白銀的財富,以中國的歷史財富積累光是戰爭賠款是賠不掉中國的經濟基礎的,金融和貨幣的資源掠奪才是問題的關鍵。所以日本對華的甲午戰爭是日本以軍事力量為手段,列強和國際金融資本進行金融貨幣戰爭為實質的一場軍事、金融、貨幣的總體戰,中國輸給的不僅僅是一個新興的小國日本,而是其背後的強大的全球勢力,以中國那時候的衰落,捲入一場這樣的全球漁利的戰爭,結果是慘敗應當是早已在廟算之中的了。
  這裏很多外國人給中國人洗腦,掩蓋他們的金融貨幣的資源掠奪,說什麼中國的白銀貶值是由於在美洲發現了大量銀礦,白銀開採量激增所引發的,因此白銀出現貶值是正常的,並且還拿出史料說中國流通的白銀中有多少、多少的墨西哥鷹洋。但是我們也要看清問題的實質:中國的白銀大量流入是在鴉片戰爭以前很多年,由於這些外銀的流入,中國的物價確實比明朝物價要高很多,清朝的白銀不如明朝的值錢,但是在鴉片戰爭開始前中國就是白銀外流了,所以才有禁煙和鴉片戰爭,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白銀外流是加速的,直到同光中興以後才有改變但是也與原來的外流量無法比的,因此中國的白銀在清末總體上是淨流出的,這樣的白銀外流怎麼可能產生白銀數量過多而貶值?墨西哥的鷹洋只是美洲對於中國的流入,沒有計算中國向歐美的流出!更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情況需要考慮,那就是在美洲不僅僅是發現了大量白銀,在美洲還發現了大量的黃金呢!比如舊金山、洛杉磯等地,而英鎊的金本位制度是和黃金掛鈎的,因此發現的黃金流入市場後也應當要英鎊貶值啊!我們再從實際購買力上看一下這樣的問題就更清楚了,中國的白銀外流在中國國內造成的是通縮,具體表現是白銀與銅錢的兌換價的嚴重失調,我們從1000文銅錢兌換一兩銀子貶值到2000文以上,最高的竟然達到3000多文銅錢才能兌換一兩白銀,白銀在國內的購買力是急劇增加的,白銀是對外貶值對內升值的,綜合計算就有四倍以上的差距。白銀的對內升值是最能夠說明這樣的貶值是“美洲發現的大量白銀流入中國造成”的說法之荒謬。如果考慮白銀的實際購買力變動的因素,本文前面說的西方通過金融貨幣戰爭每年從中國掠奪的4億多兩的白銀的實際效用還要翻倍!如果以原來的白銀價值衡量,實際上是拿走了價值原來白銀8億兩的物資。西方讓中國賠款都以白銀來計算也是有目的的,因為白銀無法如紙幣那樣金融衍生,中國的白銀被大量外流以後,必然造成國內的通縮,他們再使用白銀就可以換取更多的資源!而他們取得白銀以後,就在國際市場上大量拋售,造成銀價與英鎊的更大的貶值,而中國沒有金融系統和央行,也沒有能力在國際市場上維持銀價,這樣中國在使用白銀購買進口物資時就將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價,國內的通縮也更加嚴重,造成惡性循環。就如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幾個月的時間就把東亞小龍20多年的發展成果席捲一空,而中國當年這樣的掠奪是一直縈繞在清末的,時間之長讓中國財富之鮮血流失殆盡。
  在使用實銀沒有任何金融貨幣工具的情況下,外貿的失衡是極其可怕的,而以你的實銀去對抗對方有紙幣的成熟的金融系統,那將是更加可怕的事情,而甲午的戰爭就是讓中國不得不這樣的對抗,在鴉片戰爭是打開了中國物資貿易的海關大門,而甲午戰爭是打開了中國金融市場的大門,這是列強們最需要的,因為在中國也自己種植鴉片以後,鴉片進口大幅度減少,西方列強再一次發現中國要開始入超了,但是中國的資源、絲綢和茶葉卻是列強的必需品,扭轉這樣的經濟形勢已經不是鴉片戰爭打開通商口岸讓鴉片貿易合法化就可以解決的了,因此對於中國的金融貨幣戰爭就是列強掠奪所必須的了。清朝財政赤字的真正起點是甲午戰爭之後,1896年赤字高達1292萬銀兩,1899年為1300萬兩。而在此之前中國的外債是很少的,胡雪岩的外債與馬關條約後的借款是無法比的,馬關條約以前中國是自給自足的沒有外債的社會,而馬關條約以後中國背上沉重的外債包袱,中國在經濟領域再沒有可以設防的國界,中國以一國之力面對全世界列強的一致壓榨,中國怎麼能夠不衰落,這樣的衰落又怎麼可能通過簡單的內部維新來解決?中國的強大必須摸索自己的道路。
  列強們對於在中國取得的白銀,西方還直接到中國進行金銀的套利活動,因為在西方是金銀比價是1:20,中國是1:10左右,利益空間是巨大的。由於中國政府沒有以黃金作為貨幣也沒有黃金儲備,黃金在中國更多的是飾品,而民間也沒有遠洋兌換金銀的規模、實力和能力,這樣的金銀套利也基本上被西方的金融資本取得,因此與他們到世界各地,比如:印加,必須支付黃金的要求是不同的,他們要求中國支付白銀而不是黃金,目的就是賺取金銀差價,而中國政府由於徵稅等等都是白銀也不願意支付黃金,之間的套利就這樣輕易的讓國際金融資本賺取了。等到中國的黃金沒有了套利的空間,列強們就又要中國變成黃金支付,列強以銀價下跌為由在1905年7月2日,強迫清政府將按銀價算的庚子賠款改為金貨債務,並將已經用銀償付的賠款按金價折算,補償了約8000000兩。
  在馬關條約以後西方給中國的貸款是五厘的利率看似不高,但是這些利息是計算複利的,與我們今天的不計複利的貸款是非常不同的,而且你在還債的時候抽走國內的白銀造成通縮,隨著償還的不斷進行白銀會越來越少,這樣的通縮也會越來越嚴重,所以這樣的利息不用紙幣而是實銀償還並且貸款要流出經濟體的時候,這樣的巨額貸款與小額貸款有根本的不同,因為它會造成你的通縮,最後對於你的負擔將是受到通縮的巨大影響遠遠的超過你所支付的利息,這比現在的房奴貸款後利息增加要嚴酷的多,這是一個越勒越緊的絞索,比中國本土分利的高利貸更加兇惡,這樣的金融通縮的絞索中國的大臣們是根本想不到的。這樣的白銀通縮也與當今的紙幣模式不同,紙幣模式下巨額的貸款會造成流動性過剩而發生通脹的,通脹會抵消利息甚至造成實際的負利率,所以當今主要發達國家在爭當債務國,在金屬貨幣時代是債權國是爺爺,當然前提條件是你還要有保障債權的武力。
  這樣的金融攻擊對於中國的影響我們看一下當時中國流通的白銀總量就知道了,根據賀力平的論文,1825年時中國貨幣用銀存量應在6億兩到11億兩之間。1825~1840年間中國對外貨物貿易總逆差即白銀淨外流的規模——約為4000萬銀兩,此後中國的白銀流出盒流入基本平衡(《鴉片貿易與白銀外流關係之再檢討》賀力平 社會科學戰線2007年第1期)。因鴉片貿易而引起的貨幣用銀減少約占當時中國貨幣用銀存量的3.6%到6.7%之間只有4000萬兩的白銀外流已經給中國造成巨大壓力,而馬關條約要給日本2.3億兩白銀是怎麼樣的壓力可想而知,隨後的4.5億兩的賠款就更是災難了,而對於和紳抄家的9億兩家財,更多的是古玩字畫、產業地產的價值,白銀只有不到3000萬兩;而在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本位貨幣破產白銀大量流入中國後,1935年中國發行紙幣,使用法幣強制兌換銀元(一塊銀元大約0.7兩白銀),整個中國也只得到14億元。因此這樣的賠款如果以實銀計算,對於中國的金融體系是怎樣的災難和會造成如何的通縮就可以理解了,這樣白銀貨幣的減少在那時的貨幣體系下是無法彌補的,對於國民經濟有怎樣的影響也可以想見。而世界上當時的白銀大部分都在中國,這樣多的白銀到世界市場,世界市場的白銀貶值就可以想見了。
  而西方獲得的白銀在中國套利成為黃金後成為了他們貨幣發行的儲備,維持了金本位制度下的貨幣投放量的快速擴張,促進了西方的經濟繁榮,而日本建立金本位制度,也是依靠了馬關條約的賠款所得的英鎊為擔保而建立的。而中國在此之前基本上都是使用白銀和銅這樣的貴金屬為貨幣,對於一個當時GDP世界第一的國家,這意味著多大的財富,而隨著這樣的外流,中國也成為末流國家,還有一個中國近代史不願意公開提的事實,就是我們民國的國家財政收入,是遠遠低於清末的,即使是清末的稅收率只有5%,朝廷的總收入也遠遠要高於民國很多年後的政府收入,而民國的稅收率卻是與世界接軌的甚至更高的,在此就可以看到中國實際衰落的程度,因此很多傳宣家就一定要給晚清戴上一頂苛捐雜稅無比嚴重的大帽子。

  二、 中國建立金融貨幣體系的國際博弈(上)
  世界發展到了上世紀初,資本世界已經高度發達,但是中國還是一個以白銀為主要貨幣的國家,即使是明朝的寶鈔等等紙幣也很快退出歷史舞臺,民國前後也多有各種紙幣發行,但是一直沒有成為全國統一貨幣也沒有被市場接受,更沒有現代意義的中央銀行體制。作為一個最主要的銀本位大國,世界銀價的變動對中國的貨幣和經濟都會產生影響。當國際市場銀價低落,白銀就會湧入中國;當國際市場銀價提高,白銀就會大量外流。白銀在國際市場是一般商品,在中國則是通貨,所以白銀一旦大量外流,就會導致經濟上的一系列連鎖反應。而西方對於中國的金融貨幣戰爭就是通過這樣的白銀價格波動進行的,要控制中國的西方列強放棄這樣的持續掠奪的好處,也是需要特別的背景和代價付出的。
  按照劉光臨先生的估算,1880年代中國的國民收入約27.8億銀兩,老百姓稅負約占國民收入的3.2%。以此稅率推算,根據1903年的10492萬兩財政收入,那年的國民總收入約為32.8億銀兩。按照32.8億銀兩的國民收入估算,甲午賠款和庚子賠款總計的6.5億兩賠款債務約為1903年國民收入的20%,比近期中國的2.9萬億元國債餘額占GDP的比重(21.6%)還低一點。從這一角度看,晚清的財政與國債狀況並不比今天的差,從和紳抄家可以得到9億兩的家財而言,中國的所有對外戰敗賠款還沒有中國一個大貪官的家產多。所以僅僅從數額上講對外戰敗是不會讓中國崩潰的,但是由於沒有現代金融體系,中國所有的流通的白銀只有6-11億兩,而中國30年代以法幣收兌全國的銀元,含各地軍閥私鑄成分極其不純的大量劣元,所得也只有14億元,一塊銀元是0.7兩左右。本人的《甲午戰爭後的金融貨幣侵略》一文已經分析了,這樣的巨額外債下造成白銀對外貶值的同時對內升值,西方列強的貨幣侵略極大的掠奪了中國的資源,每年外流的財富是約四個馬關條約的賠款。讓列強們放棄這樣的巨額利益,讓中國獲得金融獨立與世界金融體系接軌,沒有額外的代價和特別的歷史背景,是無法在中國建立現代金融體系的。
  1931-1933年整個資本主義信用制度的危機,西方各國紛紛放棄金本位制,實行貨幣貶值政策以提高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從而達到傾銷國內剩餘產品、轉嫁危機的目的。對於當時的中國,自甲午戰爭以來通過這樣的紙幣對白銀的遊戲,西方早已經在中國賺足了利益,中國的資產貨幣化很低,使用實銀是西方金融貨幣掠奪的軟肋,直到此時中國已經窮困不堪沒有太多的利益可以通過金融貨幣榨取,同時中國的巨大人口和市場是西方傾銷過剩產能的好地方,這樣的情況才發生變化,如何提高中國的購買力讓西方傾銷產品走出危機是當時的重點。1931年918事變以後英美支持中國發行紙幣,還有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在華的勢力擴張,日本大量向中國資本滲透,日本將其貨幣改革建立央行後回收控制的大量白銀,再以資本的形式大量借給中國和投資中國,取得了巨大的利益和在經濟上控制中國,大量的中國對日借款和投資、貿易以白銀計算,同時還有大量日元貸款也是以中國的白銀收入擔保的,不讓日本控制中國也是西方列強的戰略重點之一。西方列強對於中國經濟和金融的訴求發生了變化,因此中國的貨幣改革才有可能實施。
  由於金本位在危機中主要國家的破產,大量囤積于黃金市場的貨幣資金轉入了白銀市場,白銀的投機造成銀價的波動。為穩定世界銀價,美國、中國、印度等八個產銀或用銀大國,在1933年7月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上,簽訂了一項《國際白銀協定》。其中規定美國政府每年購銀不超過3500萬盎司,中國則承諾將不出售1934-1937年銷毀銀元所得之白銀[注解:協定全文及中國的保留意見載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編《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2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12-114頁。]但是,一年不到,美國就違背了它所承擔的穩定銀價的國際義務。1934年6月19日,在美國國會內白銀集團的壓力下,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了《1934年購銀法》。它規定美國政府要通過購買的方式,設法使每盎司的白銀價格提高到1.29美元;或者把白銀在美國貨幣儲備金的比重增加到1/4。這些政策造成白銀的價格上漲,在1934年8月9日開始執行該法,下令白銀國有化並從世界市場購銀。美國的這一行動立即引發世界銀價的飛漲,從1934年年初的每盎司0.35美元漲至10月份的0.55美元,到1935年4月一度漲至0.81美元[注解:揚格前引書,225、239頁;Blum,op.cit.,pp.190-191。]。銀價暴漲西方在中國購買資源的付出加重,同時中國因受國際金價及銀價波動的影響,白銀不斷外流,1934年流出1.80億兩,1935年流出1.86億兩(中國近現代經濟史教程,國家級規劃教材,陳爭平,清華大學出版社),銀本位幣制難以維持,造成了銀根奇緊、物價猛跌、利息上漲、銷路呆滯、錢莊倒閉、銀行關閉等嚴重後果。美國的收購白銀,表面上是說提高中國的購買力和穩定本國采銀業,實際上是使得西方其他列強在中國採購資源、原材料的負擔加重成本提高,美國所產所收購的白銀還可以在中國購買資源控制中國金融,從而使得當時的資源大國的美國產品更具有競爭優勢走出危機,因此英國在美國白銀政策的壓力下為了自身在中國的金融利益,就需要中國改變白銀本位變成紙幣了,而中國要發行紙幣也必須與金融實力最強的英國和控制白銀最多的美國貨幣掛鈎。同時中國也是西方傾銷產品的市場,為了列強在中國的市場競爭力,因此改革中國的金融發行紙幣就成為了中國與列強一致的需要,也成為了中國放棄銀本位的金屬貨幣進入央行時代建立自己的金融貨幣體系的歷史機會和時間窗口。
  在此背景下南京政府開始發行紙幣,1935年11月4日,規定以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三家銀行(後增加中國農民銀行)發行的鈔票為法幣,禁止白銀流通,發行國家信用法定貨幣,取代銀本位的銀圓。各金融機關和民間儲藏之白銀、銀元統由中央銀行收兌,同時規定法幣匯價為1元等於英鎊1先令2.5便士,由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無限制買賣外匯。1936年國民政府與美國談判後,簽署《白銀協定》,由中國向美國出售白銀,美國維持銀價的穩定,換取美元作為法幣發行的外匯儲備,法幣改為與英鎊及美元掛鈎。
  中國政府發行法幣的政策一公佈,英國駐華公使立即發出英皇敕令,要求所有駐華英商和英國僑民遵守中國法令接受法幣,不得再使用白銀。在中國處於金融壟斷地位的滙豐、麥加利等英資銀行也率先交兌庫存白銀給中國中央銀行,讓中國政府一下子集中了3億兩白銀實銀,民國政府的印刷鈔票換取了頭號列強的白銀(想一下現在印刷人民幣有找美國換取黃金白銀的貨幣信譽嗎?),這對於中國各方勢力四分五裂的金融市場產生了無可抗拒的力量,在北伐戰爭和圍剿土匪的軍事統一中國以後,成功地在經濟和金融上再一次達成全國統一。中國歷史上的紙幣發行信譽極差屢次失敗,中國的政府紙幣能夠發行成功的關鍵是有了西方外匯的信譽和占中國金融壟斷的外資英國央行的支持,而中國紙幣掛鈎英鎊是英國金融資本更大的利益,而對於中國更大的意義是中國與英國的進一步結盟,這樣的結盟對於中國將來改變自身地位是非常關鍵的,英國是願意支持中國在東亞成為列強之一制約日俄保障英國利益的。所以我們需要看到的就是中國的紙幣的發行沒有當年頭號強國英國和崛起的超級大國美國的支持是分不開的,他們的支持也有限制日本在東亞坐大的戰略目的,而中國日後能夠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廢除,更關鍵的原因就是中國的金融與英美掛鈎,經濟金融一體化後這些不平等條約成為了自由貿易的國際金融資本的障礙,否則在抗戰中英美不取消這些條約你也一樣必須與英美結盟,要知道當年日本逐步廢除了英美對於它的不平等條約,也是在日本的貨幣與英鎊掛鈎,與英國經濟一體化之後,但是後來日本想要中日貨幣一體化把英美拋棄在外,也成為了英美支持中國的經濟基礎。至1936年中國對外外債是20.46億海關兩白銀,各國在華投資29億兩,在華民間債權、財產、房產等70億兩(《中國近現代經濟史教程》,P34,P68),這樣的外國資產全部從白銀被置換成為了法幣,這些財富是中國GDP的三倍,是中國貨幣發行量的八倍,也是中國1840年以來所有的戰敗賠款的近10倍,不得不說是中國金融界的一個重大歷史性勝利。而這些資產和債權等自西原借款以來是以日本為多,英美這樣的政策是慷他人之慨!以後我們還要詳細分析其中對日的博弈。

  三、 中國建立金融貨幣體系的國際博弈(中)
  中國發行的貨幣與英美貨幣掛鈎,本身就是符合英美的重大利益,同時中國發行貨幣收兌了大批的白銀與英美置換成為外匯,也就是他們的紙幣,這些外匯所換取的白銀流入了英美腰包,在經濟危機後成為了重要的貴金屬儲備,平抑和控制了英美由於危機和信用破產可能造成的惡性通貨膨脹,中國由於發行紙幣購買力增加也消費了英美危機中過剩的產能,這樣的結果對於英美是大大的有好處的,要注意的是這樣的綁定英美貨幣與中國今天的與美元掛鈎的固定匯率制有很大的不同,因為那個時候是完全可以自由兌換的,並且這樣的掛鈎還要以你自己的貴金屬白銀為儲備與列強置換的,這實際上就是把中國的金融控制權交給了英美,英美的貨幣政策的變動,直接影響中國,而且更給英美以紙幣換取中國的白銀提供方便,你的金融不是本國國家信用而是英美的外國信用,英美貨幣的信用取代了你的貴金屬天然信用——白銀信用。白銀是有限的,如果是白銀把中國所有的白銀給了也還不清債務,只要你支付白銀,結果就是內部的通縮,最後會讓你死得很難看。這樣你的經濟金融都被控制。文章中已經說了中國所有白銀才6-11億兩,外債是20多億兩,你是根本付不起還不清的。 就如現在要是以黃金支付債務,人類歷史上所有的黃金產量是12萬噸,也就是4萬億美元,美國的8000噸黃金只值3000億美元,所以黃金要成為貨幣就必須漲100倍。但是你按照現在的金價把債務折合成為黃金以後讓他黃金支付,在經濟手段上他只有付不起然後聽命於你,或者就是武力解決了。而將貴金屬變成信用貨幣,那麼就可以隨著市場貶值了,在你所控制的市場下主導權就易位了。
  我們還要注意到的就是日本的國家金融體系的建立,也是取得了英國的支持實施才得以進行的,日本把甲午戰爭賠款強迫中國兌換成為英鎊,使得英國等列強對於中國進行了金融貨幣攻擊掠奪巨額財富,日本在把中國賠付的4000多萬英鎊變成發行日元的儲備,這樣才取得了日本現代金融體系的建立,這實際上是日本向英國等西方列強上了貢的!也不是日本僅僅通過維新就可以辦到的。要知道對於西方列強,絕對不會願意無條件的讓那些被掠奪的、沒有自己金融貨幣體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能夠建立自己的貨幣金融系統,以此避免他們將來的貨幣金融掠奪取得經濟獨立的,一個國家的維新圖強的先決條件就是要有自己獨立的金融貨幣體系,中國變法圖強搞了那麼久也沒有把銀本位改革成為現代金融體系,不是你不想搞,而是你的命脈操控在他人之手,控制你的列強不允許你搞!奴隸要獲得解放,沒有自由和實力,暴力和武器也被奴隸主控制,能夠做到的就是利用奴隸主之間的矛盾進行博弈為自己取得生存權,其中的艱辛和代價是難以對外人說的。
  中日戰爭很大的原因是中國放棄銀本位發行紙幣,在中國這樣的金融貨幣改革中,日本沒有得到任何的好處還損失很大,因為各路軍閥向日本的大量的借款等等是以白銀計算的,日本之所以給這些軍閥大量借款,就是為了控制中國和侵略中國,中國放棄銀本位以後,日本要白銀也無法當做貨幣使用,價值大大降低,不要白銀要中國的法幣,肯定是吃大虧的事情。這些借款對於日本本身也是一個重大金融資產和國家戰略,一旦變成了中國的紙幣,掛鈎在英美貨幣之下,這些借款就要隨著英美貨幣的貶值而貶值,並且也被英美控制了,同時日本也大量持有白銀,日本在華投資更是以白銀計算,這樣的金融改革日本是吃虧不小,日本是中國最主要的債權國和經濟往來國家,中國的貨幣改革卻不與日元發生關係,這樣英美也得到了間接操控日本利益的好處。
  在此對於日本的巨大壓力下,中國在取消銀本位之前與日本簽署了和平協議做出重大讓步,讓日本在華北駐軍,華北不設防等等,中國北方的軍事屏障沒有了,但是我們應當注意到的就是中國金融體制的建立沒有與日元掛鈎,沒有與中國經濟和債務往來最密切的日本貨幣掛鈎,這就是中國的重大利益。中國與日本的貿易不再是白銀了,這樣以當時日本的出口以中國市場為主、在日本的海外投資也是面對東亞市場的,中國的白銀實銀收入變成了中國的紙幣,在華投資的資本也變成了紙幣,這些都將隨著中國政府的金融政策而受到影響,直接影響了日本的外匯安全。更重要的是中國一旦建立現代的金融體制,中國的金融能力就會發生重大作用,對於日本資金的依賴就沒有了,當年日本對華的資金實際上就是日本印刷的鈔票和日本改變銀本位從本國收兌的不再作為貨幣沒有重大用途的白銀,日本給中國的資金借貸也是取得巨大利益的。同時中國市場的發展直接給日本產品造成競爭,也會吸引西方投資離開日本直接投資中國,這對於日本經濟和國家發展是有重大影響。中國對日戰爭根本制勝戰略需要的是戰略收縮,集中兵力在長江沿線的水網丘陵逐級與日軍決戰,而不是在京津和華北大平原!歷史進程印證了這個戰略的正確。這樣把華北主要兵力調往江淮集結是戰略需要,所以把華北不設防沒有戰略損失更多是政治損失,而在貌似喪權辱國的和平協議之後,中國的精英們在經濟和金融上就對於日本痛下狠手了,這是中國的扮豬吃老虎,經濟、金融的利益是國家崛起的實質,是一個國家長遠根本利益,國運之博弈要有戰略全局觀念。
  日本自西原借款以來,就謀求以日元侵略控制中國的主權,日本寺內內閣在大約兩年的任期中,通過各種渠道對中國貸款,總數達三億八千六百四十五萬日元(當時一日元大約值二銀元,日本多要求銀元結算,中國全部流通的銀元約14億元,由此可以想見規模之巨大),日本在政府幕後支持下的民間對華的白銀走私活動就更加猖獗,日本對華的過度借款導致國內經濟問題甚至讓寺內內閣倒臺。為了逃避四國(英、法、俄、日)銀行團規定的約束,日本的借款決定以“經濟借款”的面貌出現,讓興業銀行、朝鮮銀行、臺灣銀行另組特殊借款團作為投資團體,由大藏省撥出一億日元發行興業銀行債券作為周轉金。日本以這些貸款希望得到中日貨幣一體化的重大利益,在中國軍閥混戰的局面下讓日元成為中國實際的通用貨幣,讓中國發行與日元關聯的金券,進一步控制中國的主權。而中國通過日本的資金迅速發展了經濟和國家統一,在經濟發展和國家統一以後,中國的精英卻利用日本與西方列強的矛盾,利用日本貸款的“民間性質”,成功地與英美暗度陳倉,中國的金融體系不與日元而是與英美貨幣掛鈎,給了日本巨大的打擊,大家想一下如果是政府借的白銀貨幣政府收兌白銀要給一個交待,而你“民間行為”按照中國貨幣銀元結算,政府換新貨幣了,你是必須接受的,日本的在華金融資產被中國的貨幣改革大清洗。這樣的結果是日本對華政策和外交的重大失敗,直接導致了二戰中日本與美英的對抗和中美英的結盟地位,使得中國得以翻身。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金融資本的力量,你的金融是哪個陣營,決定了你的國家是哪個陣營。
  我們可以想一下,當初日本要以白銀結算,就是要擠兌中國的實銀,現在變成紙幣,雖然與英美貨幣掛鈎但是是被金融衍生很多倍的。這樣的結果就是中日的商務往來和國家債務都變成了中國貨幣法幣進行結算了,即使是在當今,為了國際貨幣的結算權也是值得打一仗的,美元的國際結算權是美國的根本利益。日本西原借款政策以低利率無手續費的誘餌強迫中國借款巨額日元,本身就是要如甲午戰後的西方列強的金融侵略一樣,以借款擠兌中國的白銀,中國的實銀貨幣無法金融衍生的。在中國發行紙幣以後,日本要中國歸還的結果就是中國可以以與英美掛鈎的信用貨幣償還,英美的資本把日本的資本擠出中國,日本以前的低利率和免費成為了白白的損失和便宜中國的利益,這裏還沒有計算日本與中國更多的白銀往來的損失。而後來中國法幣故意的大貶值和戰後日元的貶值,導致日本對華應收款和債權飛灰湮滅,戰後日本的戰前債務只夠買草紙的了。這裏是中日金融精英的角逐,而中國的目的也就是依靠英美算計日本,孔祥熙、宋子文、戴季陶等人對於日本是有深刻認識的,隨著日本的戰敗就是中國金融大亨的崛起和日本金融資本的慘敗,當初這些金融大亨們都是日本的債務纏身的,戰後是資產損失不多債務貶值到可以忽略,解放前中國幾大家族成為金融寡頭的財富更多來自於對於日本的金融博弈。看一下榮家在戰前戰後的經濟情況就知道了,戰前榮家的資產負債率接近90%,而戰後榮家就資本雄厚準備大發展了(見榮家傳記《榮氏家族》)。而宋子文更是成為了與成吉思汗、和紳等人進入世界歷史富豪榜的六個中國人之一。
  在中日戰爭的金融爭奪中,中國是的金融資本是大獲全勝的,而且這樣的勝利開始於戰爭全面爆發以前,中國解放前官僚金融資本的利益來源很大程度上是對於日本的金融貨幣戰爭的勝利,因為淪陷區的民族資本已經被日寇掠奪,中國自給自足的農民是不會受金融掠奪的。本人的祖上曾經是戴季陶的機要秘書和戴季陶與蔣介石合辦的證券交易所的紅馬甲,戴季陶是中國第一日本問題專家,當時是中國對日特別外交委員會主任,家裏人的口授歷史還是有依據的。在國內一片賣國的叫駡聲中,中國金融資本狠狠地賺了日本一大把,中國人不傻,就是容易被買通,那個時候的孔祥熙、宋子文和戴季陶等人都是自己的根本利益在中國,不是中國現在的金融官僚的妻兒都在國外自己號稱公僕沒有財產。那個時候中國的精英很知道韜晦,在一片的賣國罵聲中吃了日本的豆腐,讓日本有苦說不出,也就是戴季陶所說的“中國強則日本為妾,中國弱則日本為狼”,現在的情況是反過來的。

  四、 中國建立金融貨幣體系的國際博弈(下)
  中國在英美的支持下進行的貨幣改革,清洗了日本的在華金融資產,而且在英美的支持下又有了中國自己的金融力量,中國的經濟註定快速騰飛而相對的依賴中國資源和市場的日本必將衰落,所以日本需要的是儘快地以戰爭打斷中國的發展進程,而中國需要的是盡力保持和平爭取發展時間,所以此時對於日本的妥協、忍讓,不是軟弱、賣國而是韜晦,中國需要的就是積蓄力量的時間。由於有英美的支持,日本想要阻撓中國的金融貨幣改革是難以實現的,因為日本無法與英美正面開戰,日本又不甘心失敗,那麼就只有製造事端與中國再次進入戰爭了,這也是中日的抗日戰爭爆發的經濟基礎,而日本在佔領了中國廣大地區以後,立即以極其低價的偽貨幣收兌中國的法幣,然後拿到英美進行兌換以攻擊中國初生的金融體系,此時雖然英美支持中國但是限於歐洲德國希特勒的威脅無法脫身,使得日本得以在中國採取軍事行動和金融攻擊。
  抗戰爆發後,日本侵略者在淪陷區大量搜羅法幣然後運至上海、香港去套取外匯資金,再以此到國際市場上去購買侵華戰爭所需的軍用物資。面對日本的金融攻擊,國民政府在1940年取消了法幣“無限制買賣外匯”的規定,結果有力地打擊了日本利用法幣套匯的陰謀,讓法幣大幅度的貶值不光是集中經濟資源取得了經濟上的對於戰爭的支持,也使得日本在敵佔區收集的大量法幣成為廢紙,更是使日本金融資本在華投資成為廢紙(當年使用銀元結算被置換成為法幣結算了),抵消了日寇在中國掠奪的法幣的財富價值,法幣貶值損失最大的是日本侵略者和汪偽政府,因為他們佔據中國沿海富庶地區置換和控制了當時大部分發行在外的法幣。要注意這裏換鈔是不行的,因為戰線沒有形成疆界,漢奸等也可以過來換鈔的,印鈔是唯一辦法,印鈔對於本國國民的損失就相當於特別徵收的戰爭稅了;要知道當初汪偽以一比一置換法幣的儲備券,在法幣大幅度貶值後的抗戰勝利時,購買力與法幣的比值是1:200,而日本侵略者更以偽造的中國貨幣在敵佔區換取真幣再套取物資(見:央視《探索發現》欄目《金融戰爭:毒鈔》)。在此我們還要知道發行的貨幣不是都在流通,很多貨幣是被儲存起來的,流通是貨幣的支付手段的體現而儲存是貨幣的財富儲藏手段的體現,而這樣的收兌實際上是要把儲存的貨幣也收繳上來的,這樣的貨幣量會遠遠大於市場的流通量,也就是銀行存款也都提取出來了。因此如果維持貨幣幣值,要花費巨大代價而且這些代價的利益被敵人取得,這就是給日偽敵人輸送巨大利益的資敵,因此對於抗戰時期的法幣貶值要一分為二的看待的。
  而中國讓法幣貶值並且使得當時收兌的銀元重新發揮作用,為戰爭提供了大量的經費,因為這些銀元也要到敵佔區流通的,把敵佔區的物資,主要是糧食,通過商業流入了中國控制區,否則中國的大西南一下子湧入那麼多的逃難人口,糧食等供應是無法解決的,雖然日寇封鎖,但是當時的戰線犬牙交錯是難以封鎖住的。這樣的舉措就如當今美元要不斷地貶值而黃金要暴漲一樣的道理和金融過程,而日本由於戰爭大量日元在外,還發行大量的日本國債和票據,比如:軍票、抵用券等等,民間一直要求兌換日元,因此日本也採取了日元的巨額貶值政策,這樣的政策對於戰前日本的債務國中國也是極大的得利的,這樣的國際金融博弈下貶值不是擠兌國內的財富而是擠兌競爭對手的手段。
  中國放棄與英美貨幣掛鈎的政策同時也給美英造成了在中國的金融控制權的喪失,英美干預不了日本侵華也就干預不了中國的此項金融政策,中國借此取得了金融貨幣的自主權,中國的貨幣與世界列強保持了一致,都成為了不需要外匯掛鈎和貴金屬本位的純信用貨幣,這是中國近代國家主權上的重大勝利,為後來的二戰中英美徹底廢除對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打下基礎。這不是政府搞惡性通脹壓榨老百姓的事情,更有國際博弈和金融博弈的重大利益在裏面,不是簡單的政府無能,這與後來內戰中的情況是有區別的,就是論事的指責政府的行為是短視和不負責任的。面對日本在亞洲的擴張,英美在中國的利益受損,美國對於日本逐步勒緊經濟制裁的絞索,在經濟上大力支持中國的抗戰,但美國出於大西洋和歐洲更為重要的考慮,又不願意過度刺激日本立即進入戰爭狀態,以保持外交的“靈活”性,故僅僅支持美國“自願”人員到中國參戰。美國政府凍結日本資產以後,開始並沒有打算立即實行石油禁運,但由於在凍結令的實施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鷹派人物——國務卿迪安.艾奇遜的堅決主張發揮了重要作用,使凍結資產演變成為事實上的石油禁運,太平洋戰爭就不可避免了,實際上是美國逼著日本在太平洋進行戰爭,因為美國與中國的金融利益是聯盟。
  中國能夠進入英美的勝利者的陣營,與中國當時與之的金融利益聯繫和國際政治博弈是分不開的。中國通過這樣的博弈進入了英美的陣營,要知道在一次大戰以後一直是德國在拉攏中國,一戰中也是日本比中國對德積極,日本與英國在日俄戰前就結盟,而日本與英國、美國也都是海洋國家,中國與德國是大陸國家,在一次世界大戰日本是與英美結盟的,在日俄戰爭以前日本就與英國結盟,再往以前日本在甲午戰爭後的賠款也是按照英國人的要求讓中國以英鎊賠款,而日本與英國都是島國,所以日本與英國的淵源極深,日本在二戰開始時實際上是更有機會成為英美的盟國,但是在巨大的金融利益和金融同盟面前,政治要服從經濟。在中日戰爭開始以後的很長時間雙方都沒有宣戰,直到太平洋戰爭以後中國才正式對日宣戰,其中的原因就是中國要謀求在勝利者的陣營,英國是當時百年來的頭號強國,而當時美國在國際事務中也是經常是與英國是高度一致的,美國是當時GDP和資源世界第一的新崛起的超級大國,相比之下德國雖然在希特勒上臺以後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的背景下只能算是一個暴發戶,因此誰的實力強是很清楚的。在中日爆發時中日實際上都想呆在英美的陣營裏面,因此誰都不宣戰讓自己走向這個陣營的對立面,中國在陣營內爭取英美的支持來限制日本,英美不能容忍日本徹底打敗中國,而日本是接受不了中國的金融投靠英美清洗日本在華財產並且在亞洲取得金融優勢和經濟競爭優勢,因此日本與英美為敵的豪賭就不可避免了,中國取得與英美的平等盟國地位而日本走向德國成為英美的敵人。對於弱國的崛起翻身,站好隊跟對陣營是最關鍵的。所以戰爭就是經濟的繼續,在金融上謀劃和博弈的成功,成為英美陣營的成員,才是我們對日戰爭的根本保障,最後世界大戰的分野也是以金融利益劃分的,中國的貨幣與美英貨幣的掛鈎是關鍵因素之一。
  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日偽還發行了滿洲國圓,是滿洲國的流通貨幣,發行單位是滿洲中央銀行。在1932年6月到1945年8月間為滿洲國的官方貨幣單位。滿洲國圓發行之初和中國的貨幣一樣,都是採用銀本位制,是由23.91克的純銀所定位。1935年11月起,改實施與日本相同的金本位制,與日圓等值,另外滿鐵附屬地和關東州也使用朝鮮銀行發行的朝鮮圓。由於中國發行的法幣即使是不斷的大幅度貶值,法幣也是始終信譽高於滿洲國圓、朝鮮圓,與法幣掛鈎的英美貨幣信譽始終高於日元,敵佔區與內地的疆界無法封閉,因此造成了巨大的吸金效果,大量財富和資本從滿洲國內流,因為人們不願意自己的真金白銀被日寇掠奪而是換成法幣再兌換英美貨幣。同時在日本佔領區的歐美租界,法幣還是租界的流通貨幣,法幣信譽還遠遠大於汪偽的儲備券,由於抗戰初期日本沒有與英美宣戰,無法控制大量敵佔區的財富流向租界變成法幣,即使是在日本與英美宣戰後法幣退出租界,由於戰線邊界無法完全封鎖和法幣信譽高於敵偽貨幣,法幣也在敵佔區地下流通換取了大量資源流入國統區,中國金融體系的建立為中國政府和對日的抗戰爭取到了大量的經濟支持,有了源源不斷的經濟支持才是中國能夠持久戰的根本。不要說法幣怎樣的貶值,法幣的信譽始終高於敵偽貨幣,要看貶值的相對性,中國政府雖然敗退西南,但是始終控制著中國全國的金融命脈的制高點,有了金融體系的支撐力量,讓敵佔區的物資也源源不斷的流入統戰區,中國的持久戰才可能在日本控制了中國發達地區以戰養戰的情況下得以實現。
  這裏我們還要發現一個問題就是中國與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才進行宣戰的,以前的你死我活的戰爭居然沒有宣戰,日本不宣戰就是希望呆在英美的陣營讓英美不便於干預,而中國不宣戰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保持自己的貨幣在國際上處於非交戰的狀態,這樣貨幣就可以在國際流通和發揮國際貿易的作用,給中國帶來大量的物資,並且這樣流通的貨幣的對價是日軍佔領區也要承擔的,因為日本沒有宣戰,對於來自國際的法幣是無法拒絕的,因此在當時的上海租界,法幣還是核心貨幣,以此使得敵佔區大量的物資受到中國金融貨幣的控制。
  本來按照日本的以戰養戰的如意算盤,戰爭物資資源均來自中國佔領區,而且事實上不僅對華戰爭,日本的太平洋戰爭的很多資源也來自中國佔領區,所得大於戰爭消耗,日本二戰中在中國戰場上是經濟得利的,哪里有長期戰爭的重大負擔?而中國控制的大西南當時的工業產值只有敵佔區的百分之幾,這與在甲午時期中日實力對比下李鴻章提出的持久戰的想法是根本不同的,你如何可以持久戰?如果僅僅以兩個國家而論,對方佔據了你90%以上的經濟基礎打你只剩下的不到10%,你如何能夠持久戰不被征服?持久戰的前提假設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南明當年對滿清,以當年江南的富庶和人口,物資和軍力的差別比抗戰之時小多了,滿清的佔領征服地區也是各種遊擊、反抗不斷統治非常不穩定,南明江南的抵抗也非常地英勇,結果一樣是被征服,中國此前歷史上沒有一個退守大西南能夠長期苟且的政權,更不要說是東山再起了。1943年時,東北以占中國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產了占全中國49.4%的煤,87.7%的生鐵, 93%的鋼材,93.3%的電,69%的硫酸,60%的蘇打灰,66%的水泥,95%的機械,1945年時,東北的工業產值超過日本本土,全中國工業總產值東北占85%,臺灣占10%,而日本還佔據著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京津塘、膠東、武漢、南京、香港等等中國經濟發達地區和朝鮮半島,實力對比如何、誰更能夠持久是很清楚明顯的。所以持久戰的理論需要更深的基礎才可以實現,小米加步槍的地道、地雷、麻雀戰和重兵集團的都不是問題的本質或全部。而只要中國站到了英美的陣營,英美不可能容忍日本吞併中國,這就不是兩國問題了,日本沒有實力與英美掰手腕。有英美支持就可以時間換空間的持久戰了,日本在美國禁運下是難以為繼的,美國的飛虎隊就如我們當年“為了志願而參戰”的志願軍,開戰鬥機可不是打打槍,普通雇傭軍是幹不了的,沒有正規軍人的背景是不可能的。英美從東南亞給中國提供了大量物資,確保了大西南的經濟命脈和中國的持續抵抗力。所以在加入英美陣營與英美金融資本成為聯盟以後,就可以專心處理國家內部事務而不用擔心日本,平息國內戰亂發展經濟,中日必有一戰而日本必敗,這就是勝於廟算的力量,這也是經濟基礎決定戰爭成敗最好的詮釋。中國當年不宣戰一貫呼籲外交解決中日戰爭又不給日本實質讓步,通過外交斡旋讓國際社會制裁日本,就是要把日本拖進與英美戰爭的泥潭,這裏博弈的是千年國運而不是一時老百姓的柴米油鹽,中國精英的鴻鵠之志是普通燕雀難以知道的。
  所以對於中國近代的金融體系的建立和取得獨立,不是中國簡單的師從西方的維新而來的,是與西方列強博弈而來的,是付出了被掠奪和白銀外流的代價,同是間接也付出了戰爭和惡性通脹的代價的,代價是極其高昂的,因此維新能夠成功的基礎也是取得博弈的平衡,是在西方列強的支持和對日金融戰爭勝利的前提下建立的,是需要有基本環境保障的,不講前提的維新不是陷阱也是拔苗助長,會被列強絞殺在成功前,會給民族帶來災難和倒退的,中國的崛起是需要有堅強的忍耐力進行隱忍和韜晦的,是要忍受國人的唾駡和歷史的曲解的,憤青怒駡易,老城謀國難。
  這樣的貨幣改革和金融體系的建立,就是一場針對日本的金融貨幣戰爭,這樣的戰爭中中國貨幣金融體系掛鈎英美,擺脫了日本的在華金融貨幣的控制,清洗了日本在華的金融資產,並且直接導致中國與英美結盟進入二戰的勝利者的陣營,而日本在亞洲金融陣營被擠出英美集團以後,日本與英國的盟國關係就宣告終結,日本只能與德國結盟與英美為敵,這是以金融為制高點的經濟基礎確定以後,隨後的政治和軍事實際上是已經勝於妙算在意料之中的了,對於日本而言,在金融博弈後導致脫離了當時頭號強國英國和新崛起的大國美國的陣營,被清洗了主要海外資產,就是被打下了地獄,隨後的歷史進程和戰爭發展也是使得日本遭受了徹底的失敗,對於中國在二戰前能夠從被英美列強魚肉的角色進入英美的陣營,其中深刻的經濟背景是必須透徹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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